“这时候，大家不是拼体量、不是拼规模、也不是拼利润，而是拼能不能解决问题、有和无的问题。这是武汉最佳的一个机会。”
打造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武汉当仁不让。
2020年12月18日召开的武汉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体会议，提出要加快打造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一个月后，湖北省《2021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全力推进武汉创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创建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产业创新、人才聚集、科技成果转化高地，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
过去5年，武汉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了近两倍，仅2020年就新增1842家，达到6259家，高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增加了6个百分点，提升至25.82%。依托多个科技创新平台，前有“光芯屏端网”万亿级光电子产业链，后有千亿级生命健康产业基地。
从全球首款128层三维闪存芯片、首款量产5G折叠屏翻盖手机、首例手术人工血管，到全国首个400G硅光模块、首台超高场动物磁共振成像仪、首条折叠显示屏6代柔性显示面板生产线……武汉东湖高新区（又称“中国光谷”），不断在刷新纪录，夯实武汉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地基，在中国科技创新的版图里填补一个又一个空白，并不断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经验，辐射更多地区。
武汉市科技局副局长徐涛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武汉是中国战略发展中“天然立交桥”，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科教优势，与中部几省建立发展共同体，协同发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闯出一条新路来。
赚最前沿的钱
孙雷蒙戏称，自己是公司里最卑微的人，因为想做事情的人，常常有求于人。他感念自己在读博期间与业界强互动的经历，更知制造业的艰辛。
这名在武汉出生的“80后”，2011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读的光电信息工程专业，后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随后又加入 LED 厂商 AURA LIGHTING，2017年归国创业，在武汉成立了一家叫做华引芯的公司，主要从事高端LED芯片定制及Micro-LED芯片应用，如汽车光源、特种光源和显示背光光源等。
中国是LED产品封装规模最大的市场，不过此前高端芯片主要靠海外采购。2019年11月，华引芯发布了全球可量产的最小尺寸Mini LED产品，随后实现批量交付，已有产品进入车厂、家电供应链。
华引芯的办公室，设在光谷最有名的地标建筑——“马蹄莲”建筑的裙楼G2。这座武汉新能源研究院大楼建筑群，由一个马蹄莲形主塔楼、5个树叶形裙楼和一个金色花蕾形展示中心组成，属于武汉未来科技城——光谷八大园区之一。
华引芯成立15个月后，便连续3年入围光谷瞪羚企业名单。在资本市场，它似乎也一直顺风顺水，2018年6月，迅速完成第一轮600万天使融资，2019年7月完成1500万元的pre-A轮融资，2020年4月疫情期间，又获得海尔系战略投资，2020年12月完成数千万元A轮融资。
受益于中国的投融资环境，“我一开始就坚持做一份很漫长、很有难度的事情，”孙雷蒙语速飞快，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持续投入，去做最高级的产品，去做更好的赛道，去赚更前沿的钱、最头部的钱。”
孙雷蒙顾忌走中国制造业的老路子，华引芯并不想追求规模、数量，更不愿陷入价格竞争，他选择做高阶产品。
“我们这批创业者，很多是30岁左右出来创业，事业路上还有30年，我们会做一件5年、10年的事情？不，我们会做一件30年的事情”。在他看来，靠人力或者财力很快堆积起来的“高新技术”，不一定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挡住别人，有时间周期作为门槛的，才真正叫高新技术，链条越长、周期越长的制造才叫做高端制造。
这可能是典型的“华科理工男”思维。
在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武汉光电工研院”）院长韩道看来，“在中国做科创、做科技产业，太缺这种钻牛角尖的人了。大家都灵活，都不去钻牛角尖，卡脖子的东西谁去抓呢？”
武汉光电工研院是2012年由武汉市政府和华中科技大学共建的科技供给、协同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目前共培育企业超过160家，华引芯也是其中之一。研究院旗下的育成基金，参与了华引芯的天使、Pre-A轮投资。
目前武汉共有工研院（产研院）19家，它们的官方称谓是“新型研发机构”，别称“四不像”——既不完全像大学，又不像科研院所；既不完全像企业，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
韩道自己也是名“华科理工男”，是华中科技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博士，2012年加入武汉光电工研院之前，在学校任教。
在他看来，武汉很多企业、实验室的创新平台，做的都是非常核心且基础性的创新。这些创新在当时不一定受重视，但过几年却会影响一个行业、产业的变革与发展。
以LED为例，中国最早一批做LED芯片的公司就是在武汉，华灿光电和迪源光电两家公司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了。十年以后LED产业才开始为大家所熟知，广东借助雄厚的资本实力发展快速规模化。
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遇到卡脖子问题。“这时候，大家不是拼体量，不是拼规模，也不是拼利润，而是拼能不能解决问题、有和无的问题。”韩道认为，这是武汉最佳的一个机会。在做科创中心这件事情上，武汉具有极强的优势，厚积薄发。
离开，还是留下？
孙雷蒙选择回武汉创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人才密集度高。
武汉地区有89所高校、121家科研院所，近年在校大学生数量都在100万以上，在这座110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占比近1/10，是科技创新的活力之源。武汉市政府2021年工作报告指出，2020年留汉来汉就业创业大学生突破30万人。武汉对人才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也有一些非一线城市的初创公司，在拿到投资之后，投资人会希望它迁往一线城市、以求更好的发展。
2015年前后，武汉极目智能的创始人程建伟，特意找同行、朋友请教了一圈。
“去北上广深，如果你是那里最好、最明星的公司、手上又有钱，会是很好的选择。一线城市的水土肥沃，但如果你不是那棵最大的树，则很有可能被其他大树遮蔽。”
程建伟看得很清楚，小公司在北上广深能够招徕到的人才质量，反而不如武汉。
极目智能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专注于智能驾驶技术研发与应用的人工智能企业。这位博士期间研究课题为光纤传感的创业者，以一种跨界的方式独自闯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极目智能在2015年拿到了光谷人才基金投出的天使轮，2017年从荣成礼成、兆瑞资本融到了A轮4000万，2019年融到B轮1亿元人民币，投资方包括韩国现代汽车集团、辰韬资本、兆瑞资本等。
在光谷金控集团基金业务负责人金少平看来，光谷人才基金，应该是近些年中国最早专注人才投资的天使基金。光谷每年有近千人申报3551人才计划，光谷人才基金会从中筛选出60-70人，对他们所在企业投资100万-1000万元不等，目前已累计投资346个项目。
极目智能的两轮融资都不算难，经朋友介绍，很快谈成。在程建伟看来，汽车这个行业相对慢，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判断、对比，只要你做得比竞争对手好，资本并不太受限于地域。
一个客观事实是，假如创业者在北京放出要融资的消息，也许一周内就能见20个投资机构，而在武汉一周能见3个都算多的了。虽说武汉交通发达，专门为一家企业跑一趟的投资机构并不多。创业者和投资人，见与不见、聊与不聊，结果并不尽相同。
在韩道看来，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相比商业模式的创新，科技创新本来就有专业门槛、不那么好懂，产业体量也不那么大，所以资本必然会要先观望，但未来会有更多的资本关注技术产业化的投资机会。
在资本市场受到热捧的“百度系”“清华系”智能驾驶初创企业们，一下场就瞄准了L4级别的自动驾驶，用的是决赛的打法。而极目智能则选择了一个紧贴市场的线路，主要提供L1-L2+级别智能驾驶方案及衍生数据产品和服务，目前已量产，向近20家商用车企及T1供货，三一、徐工、海格、金旅、福田、小马智行、滴滴等都是其客户。
有趣的是，目前极目智能135人的团队中，有20%来自一线城市的“人才回流”。如果说过去中国曾经有一轮制造业从沿海往内陆迁移，程建伟感觉到，目前中国正处在新一轮科技产业转移之中，很多内地城市开始打“人才回流”这张牌。不仅在极目智能，在它的整车合作伙伴们那里，亦是类似情况。
不少年轻人在一线大城市工作3-5年之后，面临安家、买房的抉择，尤其是在全国主要城市生活水平接近、最大区别在房价的时候，不少人会重新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
金少平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光谷金控集团每年去北京上海校园招聘时，发现湖北籍的学子，特别愿意回到武汉。
不要“快钱、热钱”
武汉高科董事长黄峰，对此亦深有感触。
越来越多注册地在一线城市的企业，考虑到人力成本问题，看中武汉的人才、科技资源优势，也倾向于在武汉设立第二总部、研发分部，入驻光谷产业园区。
数年前，武汉高科多次试图将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引入光谷，但对方一直不为所动。
2019年，这家公司创始人悄悄到光谷的医疗器械园转了3天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落地武汉。黄峰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都已经选择在光谷落地了，他们也看到，自己公司一些湖北籍的人才正陆续流向武汉落地的竞争对手，培养人才不易，他们要是再不来武汉，就麻烦了。
“他是真着急了，才到我们这儿来的。”黄峰认为，除了人才，武汉的产业聚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以武汉高科医疗器械园为例，这一占地400亩的园区，注册企业已有两百余家，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引入的国药集团、联影医疗、迈瑞医疗、华大智造、中旗生物、中源协和等都在其中。
人口和产业几乎同时在聚集，光谷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口。2021年春节后，出租车司机杜兵在光谷八路附近载上一对帮孩子看房的中年夫妇，他们正纠结于每平方米两万多元的房价要不要买，那个位置，都快要出武汉、接近鄂州了。
热心的杜兵立马插嘴，“赶紧买，光谷三环地段的房价和武汉一环都差不多了，看这光谷的发展架势，以后只会水涨船高了！”
有不少房地产商找到黄峰，想把其中尚未开发的工业地块用作房地产，被他拒绝，“卖地卖房子，这是一锤子买卖，没有增长性。这种快钱、热钱不能要，我们要专心致志做产业，最好的篮子要装最好的菜。”
武汉高科旗下的高农集团，正在张罗收储土地，为武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创中心“一核两翼三园多基地”中的“三园”筹谋。
2020年6月正式获批成立的武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创中心，区别于此前4家国家级中心多由当地农业厅/局直属机构管理，武汉中心主要由高农集团建设运营，实行企业管理、市场运作。
高农集团，缘起武汉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早在2001年，南湖农业园被国家科技部确认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光谷管委会便组建了高农集团，作为独立法人全权代表管委会进行管理，一开始就将它推向市场化运作。
湖北武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启洲，从一开始便参与了南湖农业园的组建，这个在牛奶厂地基上建起的农业园，依托园区周围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农科院、武汉市农科院等高校院所资源，积极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创业孵化。
武汉高农生物园副总经理李贝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武汉现代农创中心的生物育种、动物疫苗、生物饲料添加剂，每一个产业方向都谋得比较扎实，每个具体的细分行业领域里都有具备国内、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并储备了一批科技成果和上市后备企业，等着从夹缝里面冲出来，相当于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马上就看得到。
这里诞生了全球首张水稻全基因组育种芯片、世界第一支试管藕、中国第一个转抗虫基因水稻品种，也有亚洲最大的生物酶制剂生产服务商。
目前，两大园区已聚集高科技农业企业近1000家。作为“中国种都”的高农生物园，则是全国种业龙头和研发创新机构集聚度最高的园区，先正达、中化集团、中种集团、中农发集团等头部企业都已入驻，还有国家粮食质量安全监测重点实验室、作物育种技术创新与集成国家重点实验室等6家国家级创新中心落地。
武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创中心，把现有的资源做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产业链。农业企业，只要有一个主意、一个技术，创业孵化可以放在南湖农业园，企业大了之后需要融资、产业化或者加速，可以到高农生物园；再往后，产品或者示范种植需要放大，可以到示范展示园区。
这样的企业化运作方式，这种区别于规模种植，在实验室里出成果、在城市里做农业，并且能实实在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方式，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兄弟园区轮番前来学习考察，为此高农集团特意购买了一辆考斯特小巴车，方便接待。
黄峰认为，武汉的产业集群已经初具规模，是多年科技资源积累的结果。“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重视种子、粮食安全，我们才做了这么一个‘中国种都’，而是从17年前开始，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我们并不知道今天它会被提到这样一个高度，你提不提都一样要做。”
“要做科技服务的海底捞”
有了科研积累和人才、产业聚焦，如何更好地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仍是科创要面对的难题，这也是个世界性难题。武汉在2017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科技成果转化局，虚拟机构、实体运营，武汉市主要领导挂衔，集合多方力量促成科技成果转化。
不到40岁的罗林波，在2020年末突发脑梗。
他戴着黑色毛线帽，捧着保温杯，自嘲过去两年里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忙着张罗各地高校的知识产权交易，果然把身体累垮了。
这位霸蛮的湖南人，是2012年从韩国汉阳大学芯片设计专业毕业的博士，曾先后履职中国地质大学科技处、武汉地质资源环境工业技术研究院，深感高校院所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不易，最后在2017年选择了中部知光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部知光）——这是一家由武汉地质资源环境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光谷金控集团共同出资创办的企业。
如果说在科技处的时候，受限于行政编制，科研处没人手、没动力，也没能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到了地资环工研院之后，罗林波曾经绞尽脑汁劝教授们把科研成果拿出来，斗智斗勇，又是送书，又是组织外出培训，但效果不佳，毕竟专利真正能卖出去的少、科研成果转化的也少，大家更乐意做实验、写论文、评职称这类相对确定的事情，没有动力做成果转化。
这几年，中部知光先后拿到了3块招牌：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高校运营（武汉）试点平台、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技术转移综合服务市场、国家（武汉）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开始全国业务拓展，试图以武汉为起点，在更大范围内盘活科技成果转化的棋。
在中部知光，罗林波试图把教授和企业家拉到一起，让平台做中介、做咨询，收取佣金，但发现根本没法盈利。
同为生产要素，如果说土地、资本、人力都有了相应的要素配置体系，科技要素配置体系长期缺位。罗林波索性玩起了“知识产权＋”，为高校、地方政府量身定做各种知识产权的培训、产学研对接、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没想到居然养活了公司110多号人。
“科技成果转化，其实就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一个过程。”韩道向南方周末记者感慨，如果科技服务体系，哪怕能达到土地资源要素配置能力的一半，成果转化就不得了。
土地的市场化配置，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行业，甚至每一级政府都有土地规划局、有招拍挂系统、有一批企业和服务机构围绕着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开展工作。而技术要素的体系还有待建立。
2012年，武汉光电工研院获批成立时，科研成果转化受到各种限制，比如项目如超过500万需向教育部申报，超过800万则需教育部与财政部批准，高校科研成果的“三权下放”（处置权、审批权和收益权），在具体实施中问题重重。
韩道团队花了一年多时间，做出一张“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优化图”，标注了科研成果转化的解决方案、简化形式、法规依据，经由光谷与科技部上报，获得决策层回应，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
2020年10月，科技部在多省市开启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试点。韩道觉得这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最关键的点——市场化配置。这需要营造一个市场真正能够说了算的环境，形成一个服务配套的行业。
韩道相信，只要是好的技术，资本的眼睛肯定是雪亮的，做科技成果转化，最重要的是把服务做好，潜心把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做好。武汉光电工研院已经开始往外走、在重庆设立了分支机构，他说，“我们要做科技服务的海底捞。”
摘自：南方周末; 记者：黄金萍